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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关于那些难以说出口的伤:家内性侵的心理创伤研究  

2017-11-30 16:48:33|  分类: 家庭治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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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内性侵的心理创伤研究

 

「为什么说谎?」「这种爸爸真是禽兽不如!」「你吃这些药就会好」??这些是家内性侵受害者常听到的话,却也是将之推向孤立边境的话。本文浓缩自不同受害者的生命篇章,透过临床访谈与精神分析,希望帮助理解受害者内心的真实黑洞。

 

家内性侵:让空气凝结的话题

 

「九零年代初期,我在临床实习时,原以为医院是安全的环境,可以和心理学专业的同侪、学长姐讨论家内性侵的议题,但说出口的当下空气却凝结??」彭仁郁回想。无论是大众或专业工作者,面对「家内性侵」或称「乱伦暴力」的议题,在毫无准备之下,往往不知如何反应才适当。

 

彭仁郁提到,我们会想象家内性侵的受害者一定会有某种样貌,以至于当他们诉说创伤经验时,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,把他们当成脆弱的易碎品来对待。

 

这样小心是好的,但过度先入为主去预设样貌,反而会和家内性侵受害者错身而过,不见得是他们希望得到的肯认。

 

时间回溯到高中时期,住在宿舍的彭仁郁和室友熟了之后,几名同学无意间聊起了被性骚扰的经验,当大家一个一个分享,才发现「原来这不是只有我在面对」。但对于十多岁的孩子,通常觉得要躲起来处理,因为很多加害者就是自己家里的长辈、或邻居。

 

为什么家内性侵受害者「不说出口」,这需要从几个面向来理解:家庭的保护者和加害者常是同一人、受害者的心理创伤、主流临床精神医学诊断的限制、与社会对事件妖魔化的压力。

 

心理创伤:曾发生的,彷佛没发生过

 

曾在医院急诊室、社福机构等单位服务,彭仁郁发现在这些场域和家内性侵受害者接触时间过短,彼此只能停留在医病关系,大多互动为开立心理创伤证明、或创伤急性效应舒缓等流程,无法深入了解受害者的生命真实样貌。

 

因此,彭仁郁在法国与台湾期间,主动进入家内性侵受害者自组的救助协会,也透过研究计划与受害者们深入访谈,在临床人文学、心理学、精神分析的先备知识下,聆听受害者的生命经验,并协助梳理受害者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。

 

家内性侵受害者,常表现这些状态:发生过的彷佛没发生过、觉得我不存在这个世上

 

与童年受虐或性侵的受害者们访谈时,彭仁郁发现许多受害者不太敢使用「意象」的语言,彷佛一但开始想象,就会召唤真实的受害场景,当时的恐惧会活生生地侵袭感官。大多数人可以明确区分梦与现实,但对于曾受到家内性侵创伤者而言,在幻觉与真实之间,出现了模糊地带。

 

「有可能是经常在家经历性侵暴力,让受害者自动触发解离状态,这是一种自我保护:我要假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,彷佛是场梦。」彭仁郁说明,这像是脑海中存在一个橡皮擦。「爸爸进到我的房间??爸爸压在我身上??」但后来爸爸对自己做了什么,许多受害者会想不起来。

 

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时间,才有办法说出「我难过」这三个字。因为在这之前,爸爸打他不准哭,一哭打得更厉害。身体明明在痛,又要假装痛不存在。持续处于撕扯状态。

 

精神分析也会用「感官爆炸的后延效应」来解释这个「症状」或创伤状态。当家内性侵受害者受到殴打、性侵、辱骂,心灵的自我防御机制会在当下阻断记忆这些片刻,但身体却会记得这些痛觉,并延宕至未来。成年后,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压力,这些身体痛觉会立刻回来,因此许多受害者在访谈时回忆起过往,会不自觉伸手阻挡脸部、表情恐惧,甚至触发歇斯底里的状态。

 

长期下来,受害者的「意识」与「无意识」之间的界线渐渐变得不那么明确,曾发生过的事件连自己都不敢确定发生过(即「负向幻觉」),然而,一旦试着拼凑脑海的图像,将它化为语言文字,就会感觉此时此刻正身处充满痛楚的场景。

 

正因为受害者无法说清楚这些创伤经验,进入诊间时常被简化地诊断为重郁症、恐慌症、思觉失调症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(PTSD) 等疾病,并给予药物消除症状,例如抗忧郁剂、抗焦虑剂,却忽略受苦的核心。

 

全球的心理治疗室里正在发生:创伤主体被喂食大量精神药物,心理治疗被化约成再适应或再教育的矫正术,创伤主体被鼓励远离、或遗忘酿成心理创伤的集体社会文化因素。

 

然而,国际上已有许多医学人类学和临床实务研究指出,创伤后压力症候群(PTSD)的标准化诊断,忽视了创伤主体经历哪些事件、不同人之间的殊异性,往往造成令心理创伤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吊诡。

 

心理创伤:我,不存在这个世上

 

另外,家内性侵受害者也经常表示「我不存在这个世上」、「在家人眼里我什么都不是」。受害者的自我边界是溶解的,因为加害者不容许这个边界存在。彭仁郁与许多受害者访谈发现,家内性侵的加害者——长辈、亲戚,常常视受害者为自己的「延伸物」。

 

受害者在生长历程中,不断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寻找自我,却只看见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。

 

作为自我认同基础的「家」,经常由「迫害」——「情感依附」等冲突对立面构成。这样的状态从幼童成长至青少年、甚至是进入社会后,难以与他人产生连结,因为「我」本身没有被赋予存在的权力。

 

受害者不断对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举一动察颜观色,认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服务加害者的需求,以至于不被容许有自我界线、没有「自我之肤(ego skin)」能包围、涵纳自己的情绪,因而也难以命名自身感受。当思想、言行、感受超出被容许的想象界线,会感到错置的罪恶感,甚至会产生受创的思考逻辑:揭发(告发)=攻击加害者=家的撕裂和毁灭。

 

「被性侵为什么不逃?」、「干嘛不告加害者!」——通常听到家内性侵受害者的故事,正义的旁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。

 

彭仁郁与受访的创伤主体试着透过隐喻,间接描绘创伤主体的「心灵地景」所呈现存在内心的恐惧与矛盾。

 

比如,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和反应,让彭仁郁联想到一个画面,她把自己内心的画面跟受访者分享:「你好像是一只受伤无助的小动物,生在一个有凶狠野兽的山谷里。野兽告诉你,牠们是你的父母亲,但是动不动就咬你、攻击你,还要求你被攻击了不准哭、不准叫、更不准逃走。这个可怕的山谷不是你想象中期待的家,但是你好像没有办法离开,为什么?」

 

听到这样的画面,受访者沉默许久后,说道:「因为我对这个山谷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,虽然有野兽,我知道牠们什么时候会出现、会在哪里出现;也知道牠们愤怒的时候,只要把自己丢给牠们吃,牠们满足了就会安静下来。如果离开这里,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别的地方野兽比较少,但是我怎么知道牠们什么时候会出现?没办法预测,这是更可怕的!而且,我怎么知道表面上看起来像人的人,会不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,突然变成野兽?」

 

受害者没有安全感,内在不断逃亡、非常疲累。

 

彭仁郁提醒,如果旁人没有意识到受害者的心理状态,只要让受害者感受到一丁点不信任感,就可能会逼迫受害者「说谎」,亦即「我先告诉你发生什么事,但我同时加上其他没发生的细节,或移动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,好混淆视听。因为当我察觉到你可以定位我的时候,我就感到不安全」。许多社福机构或检调单位,在尚未建立信任感、没有意识到这个心理状态下,可能会因而对家内性侵受害者前后不一的说词感到纳闷、产生误解。

 

当受害者无法言说创伤,请借用你的感受

 

创伤忆痕的幽微纠结,使得有意识的噤声、或无意识的失忆,成为家内性侵受害者重要的幸存策略。要如何在诉说与聆听之间建立信赖,并深入了解受害经历?

 

透过临床田野一次次与不同的家内性侵受害者访谈,彭仁郁深深感受到「心灵地景」这个沟通方式的重要。

 

大部分的受害者到了面前,从外表看不到创伤,但我们不知道他内在淌着血。他要怎么带你进入内在世界?只能用想象的语汇、用图像化的隐喻。

 

由于家内性侵受害者说不清楚伤痛、害怕说出口的噩梦成真,在诉说与聆听之间需要建构一个「过渡空间」,让创伤主体的想象和表达能在这个「过渡空间」安全驰骋,才可能渐渐修复自我内在,减少疲惫地自我放逐状态。

 

在言语建构的「过渡空间」中,彷佛能探见受害者的「心灵地景」。以隐喻的视觉符号、寓言故事,来描绘过往家内性侵受害的景象、长期以来内心的苦楚

 

「你没办法感受、没办法想象,那就让我成为你的『容器』,将我的心灵潜意识暂时借给你用。你告诉我感觉,我把我听到的感觉回馈给你,想象我在你经历的状态下可能会感觉到什么。」彭仁郁说明让受害者心灵地景浮现的方式,但这只是朝向创伤疗愈可能的第一步,而不是终点。

 

聆听,是持续通往受害者心灵地景的必要途径。受过临床训练的心理人类学家 Katherine P. Ewing1997)曾强调「忍受沉默」的重要。不断发问、无法容忍对话间的空隙,会显现聆听者的焦虑,也透露着对于搜集某种特定答案的预设框架。

 

「当你过度相信你已经知道的,都会阻挡你理解活生生的经历」,彭仁郁很认真地接着说道,「我不会说我是家内性侵心理创伤的专家,没有任何人可能是。我只是跟很多受害者一起工作、倾听他们的见证,渐渐能够理解内心的复杂程度,和潜藏在的核心创伤。」

 

外界的猎奇与正义,也是受害者的痛源

 

家内性侵的「暴力性质」极容易被隐匿,因为家庭的「保护者」和「加害者」经常是同一人,且家庭的失序状态,却是伴随受害者成长的生活秩序

 

心理创伤的形成,不只取决于家内性侵的暴力程度,更取决于受害者在这些残酷生命背景中,如何想象自己存在的样貌、如何与社会他人连结。因此,心理创伤疗愈不应只是给予药物、消除症状,而是协助让受害者能成为一个主体,感觉到自己存在这个世上,并找到修补人际关系网络的接点。

 

对于创伤主体而言,每次与他人接触,都会经历一次确认自身存在样态的试炼:「对方看见的是什么样的我?」、「对方会接纳这样的我吗?」

 

若创伤主体能明确知道自己被安放在他人心中一个位置,令这个值得他人凝视、眷顾的「我」是存在的,在这个意义上,「修复自我放逐状态」与「修补断裂的社会连结」是同步的。

 

然而,真实情况并不是这么容易。媒体常用猎奇的「狼父、禽兽」标题来妖魔化家内性侵事件,但媒体正义中的狼父,正是受害者从小依存的爸爸。

 

「我的爸爸在一天 24 小时之内,他可能照顾了我 23 小时,却也加害我 1 小时。你们骂我的爸爸是禽兽,但我却是他的小孩,在这种情况底下,我要怎么告诉你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?」彭仁郁以受害者的视角点出,情境永远是复杂的。

 

当受害者已经是孤立的状态,外界要尽可能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,就算是大众觉得没什么的妖魔化标题,也可能把受害者推得更远

 

一句话在受害者听来,可以鼓励他、或使之更消沉,取决于受害者的心理状态、与发话者和受害者的关系。尽管与许多家内性侵受害者长期工作,彭仁郁仍认为,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或标准流程,是可以预先准备好,因为每位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

 

另外,许多刚踏入这个领域的临床工作者,会背负着过大的自我压力,认为要完全承担受害者的心理创伤。「但这就像有人溺水了,你却也一起溺水,帮不了任何人」彭仁郁比喻。

 

我给自己的提醒是;我一只脚在创伤情境里,为了和受害者站在一起;但一只脚站在外面,为了稳住我们两个人,不会一起被创伤淹没。

 

依据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 104 年统计资料,家内性侵受害者以 12~18 岁最多(占 36%),6~11岁次之(占 26%)。考虑可能有许多通报黑数,彭仁郁参考国外调查与台湾《蒲公英飞扬计划》的数据推估:「若国高中或大学班级,班上有 30 人的话,可能约有 23 人曾经历过家内性骚扰或性侵,受害者男女都会有。」这些数据的重要性是,让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、被孤立的,而能透过适当的协助面对心理创伤。

 

「因为我们都假设家内性侵只会发生在别人家,自己家永远不会发生。」这句话彷佛一面被拳头挥破的镜子,照映着家内性侵受害者求援碰壁的现实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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